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人們深陷在一種挫折無力的鬱悶情緒中,看著國內的政爭使國事空轉,發展停滯,感覺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來到頭頂。望向北京,彷彿聽見一片工地,宏大建設雄偉興奮的聲音隆隆震耳。
如果說,台灣人這幾年來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全是藍綠陣營的對決、總統親信的弄權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計,那麼申奧成功之後,中國大陸人每天看到的、讀到的新聞,卻是這一類的:
前進二○○八
--為了迎接二○○八年的奧運,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頃的土地將被闢為奧林匹克中心,其中奧運村將容納將近兩萬名運動選手和各國官員。七百六十公頃的土地將化身為城市的森林公園。(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是二十六公頃)。
--在○八年之前,一百二十億美元要用來改善北京市的空氣和水的品質,兩百億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統的改善。
--首都機場正進行擴建,到○八年周轉量將達到六千萬人次。
--到○八年,軌道交通預計將由現在的一一四公里增加到二百公里左右;同時,北京市還在加快市區內快速交通線的建設。目前,市區快速通車里程達到三百二十公里,已經完成快速路網規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到奧運會開幕前,北京地鐵一號線全部一百二十輛新車將投入運行。新車均為不鏽鋼車體,車廂內有移動電視系統,採用德國及英國防火標準,同時設置了殘疾人輪椅渡板及盲道,為殘奧會做好準備。
--○六年北京市汙水處理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同時在目前已建成的盧溝橋、清河等九座汙水處理廠的基礎上,五里坨等五座汙水處理廠也在建設中。預計到○八年,北京汙水處理率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台北市的用戶接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點一七,高雄市百分之四十二點二五、台北縣是百分之七點九三。全台灣的平均汙水接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
--預計觀光客會有一千萬人次,北京方面將為即將到來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質量的住宿。二○○六年四月底,北京星級飯店已躍升至六百五十八家,其中五星級飯店三十七家,四星級飯店八十三家,三星級飯店二百二十四家。
--北京去年已對二十個景區完成停車場、售票房、商亭、銀行刷卡機三百五十四個與一百二十個廁所的建設,也將請國內外專家,翻譯北京主要旅遊景區的英語標識。
--參加○八年北京奧運會的外國遊客將不用擔心語言障礙、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為德國科學家正在研製新型人工智能手機,讓來到北京的外國遊客不僅不會迷路,還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務。譬如要去的地點,用外文鍵入手機,就立即會有中文顯現。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已經開展影響奧運舉辦的重大衛生防疫風險評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評估,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完成。
--據預測,奧運會期間,各國代表團和工作人員將達到近二十五萬人,供餐超過一千三百萬份,因此奧運期間總共需要五千噸蔬菜的供給量。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經列出了奧運會期間運動員需要的蔬菜種類名單。針對有些蔬菜品種北京沒有或很少的情況,已經開始著手進行蔬菜的引種和篩選工作,重點引進南美和西亞的蔬菜品種,在指定的北京郊區依氣候和海拔進行培育。
--新建場館完成主體結構,改擴建場館和臨建場館加快建設,奧林匹克公園形成整體景觀輪廓。推進軌道交通建設,實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援城鄉電網改造,加快燃氣熱電廠、天然氣管線建設。整治八十個破舊社區,新建和改建公廁一千四百四十五座,建設一百條特色園林大街。
--北京已組織了電視轉播組織。奧運時,會有四千多名記者從事電視轉播,六十多輛轉播車,一千架攝像機在不同的場館,共十個頻道二十四小時開播。估計全球有四億人觀看比賽。奧運會有兩萬一千六百個註冊記者,一萬名非註冊記者透過旅遊簽證進入中國。北京正成立「媒體運行部」,負責應對全球媒體的需求。
350億與0.8億的現實
因為行政不透明,中國為籌備奧運究竟會花多少錢,沒有人真正的知道。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三百五十億美元--事實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實是投資於北京城市的基礎建設。
三百五十億美元,到底是多大呢?這麼說,台北市一年的總預算,是五十億美元。中華民國政府年度總預算大約是五百三十億美元。其中的國家體育預算大約是零點八億美元。謝長廷先生競選台北市長提出的願景之一就是要爭取在二○二○年由台北市來主辦奧運。他可能不知道三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字,也忽略了○四年雅典就花了一百二十億美元在奧運上;希臘預計接下來的年度國家財政赤字會超過GDP的百分之三,十六天的光榮奧運謝幕之後,可能是十年的債務。
在謝長廷宣布他的二○二○「台北申奧」願景的同一天,原來一直在爭取奧運主辦權的莫斯科市長,宣布放棄申奧。在記者會上,他說,「讓我們面對現實吧,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的!」
文化的深層轉型
十六天的奧運只是一個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現實。中國所激情擁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現代化」。到二○○八,那「花棚魚池院落」、「胡同深處人家」慵懶而從容的北京將徹底而永遠地消失,取代的是個性張揚的西方現代建築,是密布的交通網路,是完整的汙水處理系統,是進步的電子服務技術,是與國際接軌的觀光設施。別的城市花了一百年的時間逐漸「長」出來的基礎建設,北京以劇烈的手段在十年內完成。
如果實地去檢驗這些「劇烈」完成的現代化產品,可能會發現無數的裂縫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設的陰影裡有深不見底的貪腐,有被踐踏蹂躪的人權,有匪夷所思的浪費,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扞格等等。但是,我們可能同樣不能忽視的是,這個社會正在做重大轉型:透過科技的引進,他在學習現代的城市管理;透過與國際的密切接觸,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為了贏得國際的尊敬,他必須謹守某些價值和規範;為了讓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這些努力的過程裡,他自己的氣質,已經改變了。
奧運只有十六天,但是籌備奧運的十年,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北京不再可能自外於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國際的價值體系和秩序中,北京將來也可能發揮另一種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這樣的北京,我們不能不刷掉所有從前的印象,重新認識。
對「現代」的迷信
也許感受到了台灣人民的鬱卒,除了謝長廷說台北市要申辦二○二○的奧運之外,陳水扁說,要送二十個十歲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進足球學校,每年提供每人一萬美元,然後他們就可以打進二○一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賽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矚目。但是,台灣可以向「北京經驗」學習的,是主辦奧運和培養明星嗎?
紫禁城對面,已經有一個被稱為「大水母」的建築站在那兒,睥睨著默不作聲的八百年的北京歷史。那是北京大劇院。
義大利的建築師,在競標北京大劇院落榜之後,酸酸地說,「我以為,為北京這樣有歷史的古城設計劇院,常識告訴我,這新建築一定要和古城的歷史氛圍相和諧,中國傳統的元素一定要融進新建築裡去。沒想到,得標的是這樣一個東西,簡直就像從火星掉下來了。我才知道,原來,中國人其實是希望和自己的傳統一刀兩斷的。我完全想錯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築」--誰不會呢?
和「大水母」競爭占有北京天空的,還有「大師級」建築師庫哈斯所設計的中央電視台。那是鋼鐵和玻璃挑戰極限的作品,建築體以反抗邏輯的姿態扭轉向上,以自身的特異做現代的宣示。和庫哈斯一樣來自荷蘭現居美國的知名評論家卜若馬(Ian Buruma)對庫哈斯有嚴厲的批評。
卜若馬說,這麼走極端個人主義的設計,完全無視於環境的歷史和當地居民的傳統美學的設計,庫哈斯應該完全清楚,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社區會容許他這麼做。中國會容許,是因為那是一個集權政府,民間沒有反對聲音,而且集權政府剛好有錢,又極端崇拜所謂「現代」,使得代表「現代」的庫哈斯可以把中國的土地當作個人藝術的實驗場,恣意馳騁,無所顧忌。言下之意,庫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築師,都湧到中國來了。一個紐約建築師說,他在中國,短短兩年內所設計的摩天大廈棟數,是他在美國一輩子加起來也不可能有的。「中國的摩天大樓,」他說,「簡直像野草,滿地長。」
80億的「視覺效果」
瑞士建築師所設計可以容下九萬人的國家體育場,奧運開幕儀式的主要場館,因為形狀而被稱為「鳥巢」,預定的造價是人民幣三十八億元。在學者的批評聲中,降低到三十一億,一張座椅的造價是四萬五千元人民幣。五棵松籃球館的設計,為了突出所謂「視覺效果」,要在場館外牆上製作十層樓高的大屏幕。籃球館估算的造價是十億人民幣,一旦動工就發現,單單是這豪華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億。游泳館「水立方」的設計更是離奇。澳洲設計,建築外型要用一種中國無法生產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總面積十二萬平方公尺的ETFE氣枕造價至少兩億五千萬人民幣,占了「水立方」總經費的百分之三十。
一種「集權美學」
人們說,眼前正在進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國繼建築長城以來最昂貴、最龐大的工程。
奧運工程,跟「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萬里長城來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見其中的關聯。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棟一棟光怪陸離的建築,以「現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築與周邊人文環境的有機關係,是因為「周邊環境」的居民,以及關心「周邊環境」的專家學者,在決策上毫無影響。建築工程的預算如此龐大而且如此沒心沒肺的「任性」和奢華,是因為決策不透明,預算不公開,監督不存在。以一場十六天的運動會為理由,可以傾舉國之力投注其中,犧牲其他的百廢待舉項目,是因為,「國家」的概念凌駕於其他價值。這舉國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會長遠利益,是否犧牲某些族群某些階級的權利,不見質疑和檢討,是因為,中國還是一個不容許對根本決策質疑和檢討的國家。
十六天的奧運之後,奧運場館是否逐漸變成養蚊子的廢墟?不變廢墟,要多大的電力人力財力,才能維持運轉?營運的專業人才,從哪裡來?追蹤考核督導,以及責任的追究,可能沒有人做,因為,沒有制衡,就沒有逃不掉的責任。
如果這樣來看,奧運工程和萬里長城背後的「集權美學」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還是學校?
民間的質疑,不是沒有。一篇網路文章,不脛而走。「奧運金牌的陷阱」作者用這樣的公式來算成本:○四年雅典奧運中國贏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錢堆出來的?一九九八年漢城主辦奧運時,中國體育總局的年度預算是十億人民幣,一九九二年參加巴塞隆納奧運會時,這筆預算增到三十億。二○○○年雪梨主辦時,預算增到五十億。以此類推,雅典奧運會備戰四年,中國就要花費兩百億元。最後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麼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約用七億元換來的,「這是世界上最昂貴的金牌。」
作者質問:「海內外華人發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動,幫助貧困地區修建『希望小學』。為失學兒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學的費用不過二十萬元左右,而奪取一枚奧運金牌的成本則要七億元,用這筆錢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學。如果按每所小學一百人計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學,就能挽救三十五萬個兒童避免成為文盲。如果把備戰雅典奧運會的兩百億元用來辦教育,能夠修建十萬所希望小學,可以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假如你坐在領導人的位置上支配這兩百億元,你是選擇奪取三十枚奧運金牌,還是選擇讓一千萬個失學兒童上學讀書呢?」
這個計算的公式當然破綻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卻真實無比。中國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麼來的?花什麼樣的代價來的?到今天為止,中國的體育制度還是共產國家計畫經濟由上往下貫徹的菁英集中營培訓方式。國家以納稅人的錢,辦理各層體校,投入大量金錢。幾乎所有賽事的得獎者,都來自這個體系。
雅典奧運最閃爍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欄的冠軍劉翔,是怎麼培養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專業人員負責記錄、分析他的每一場比賽。一套分析軟體就是三萬元人民幣。訓練人員、分析人員、營養師、出國經費,器材消耗……等等,一個劉翔,大概就是幾百個幾千個「希望小學」的經費。
宣揚國威,還是全民體育?
相對於中國這套所謂「舉國體制」,傾全國之力培養少數菁英的體育制度,西方國家和日本的選手,卻來自全民體育的基礎上。推動全民體育的模範生,是德國,也是日本的仿效對象。德國有將近九萬個運動協會,兩千七百萬個會員,百分之七十的十四歲以上的德國人在自己所屬的運動協會裡終身運動。各形各色的運動協會全屬民間組織,行政和教練,都是志工。以最受歡迎的足球來說,德國有兩萬六千個足球俱樂部,十七萬個足球隊,六百萬個足球會員,從三歲到老年。每一個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場、體育館、溜冰場等等,對全民開放。
也就是說,美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的金牌,在有些項目,譬如籃球,是自由市場的運作,大部分卻是全民體育的結果展現。中國的情況是相反的。運動場館很多,但不對全民開放,只供特定少數人使用。體育預算驚人,但不用在國民體育上,只在培養極少數的得獎明星。西方國家競技是為了鼓勵自己國內的全民體育,培養國民體魄;中國競技是為了對外宣揚國威,國民體魄的健全則似乎根本不在思維之內。
真正值得注視的
全面的基礎建設,是一種物質文明,但是物質文明會影響精神文明。在菜市場裡隨地吐痰的人,到了潔淨光亮、現代感十足的地鐵站裡,他就不會吐痰。那長期浸淫於權力的官員,跟世界接觸多了之後,他會醒悟到自己的粗暴。辦一次奧運,與全球握手、對話,北京人會經過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禮。我們可以為北京高興,高興這個城市在幾十年的政治劫難後重新出發,平視國際;我們可以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從奧運的籌備裡真正學習到「以人為本」的深刻意涵;我們也可以期待,期待一個更文明、更理性、更開闊、更體貼細緻的北京優雅而從容地走進國際社區。
台灣人從北京籌辦奧運這件事情可以學到的,是中國人面對全球的視野和氣魄,是他做事態度的專心和執著,是他對基礎建設的認真和全面,但是,對不起,絕不是申辦二○二○奧運,或是送二十個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萬里長城」美學,正是台灣所不要的。在這個層面,反倒是台灣的小,台灣的土,台灣的以草根庶民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細細思索。
二○○六‧七‧二十四於台北
【2006/07/26 聯合報】
※ 本文取自: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1699&f_ART_ID=4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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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的一日
今天,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將來的歷史會寫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台灣人行使罷免權,督促一個總統下台。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台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灣一片動盪;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鋪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誇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醜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見,在這喧囂混亂的同時,人民在集體補課,補修在威權時代裡不准你修的公民課。
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對金融勾結的報導,都使人民對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倆,看穿他的破綻,認清他的品質。不要小看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在弊案中累積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喧囂中磨利他對政治人物的判斷,在紛紜中加深他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養他對真偽價值的辨識。
他掙脫了權威的束縛,實踐過選舉,實驗過公投,現在,他再跨出一步,敢於嚐試罷免。罷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經給政治人物一個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選你,就可以罷免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台灣有的,是整個華人世界裡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
補課的代價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過程沒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為台灣公民為榮。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負擔。昨天,收到一封電郵,作者是一個十七歲的德國少年:
「麥茵河中央搭起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電視銀幕,兩邊都可以看到球賽現場轉播。河兩岸擠滿了人,新聞說,起碼有三十萬人聚到河邊來,隔著中間的河水,兩岸對看。
「馬路上、河岸邊、廣場上、酒館裡,擠滿了人,各色人種……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微笑,都在擁抱,都在唱歌。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對彼此那麼友善,對陌生人那麼熱情,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喜悅,那麼開懷。
「我也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德國國旗同時出現──幾千幾萬幅國旗在人們的手裡揮舞飄動。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以自己的國家『自豪』,其實,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以自己的國家『自豪』過──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揮舞國旗為德國隊加油的時候,好像納粹的陰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們突然發現──我們是德國人,是一體的。
「我這才發現,這次主辦足球世界盃,對德國人的『認同』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驚。」
這個十七歲的德國青年以一種最天真的方式認識了政治領袖們非常明白的一種規則:成功地主辦國際體育競賽可以給國民帶來自豪感以及向心力。
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會辦得風光,人民會以他所屬的國家為榮;國際競技所帶來的「同舟共濟」和「同仇敵愾」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卯足了勁在競爭重大國際競技或博覽的主辦權,除了經濟考慮之外,這「凝聚認同」、給國人光榮感的政治考慮,是一個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經理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傚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
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甚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樞紐,變成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元首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他回報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元首,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倣傚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小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熏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甚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甚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甚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裏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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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個議題,建立一套知識,加入一個組織,從這裡開始,你就會知道,你可以做那一個黑暗房間裡的燭光。」
文/馬岳琳 整理
天下雜誌 第343期 2006/03/29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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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和下筆一樣充滿力量的清華思想沙龍發起人龍應台,三月二十一日於清大主講「台灣人能不能有世界公民意識」。龍應台以自己長年觀察的兩個兒子為引,細細追尋是什麼樣的環境,讓一個十五歲的德國孩子寧願新當選的教宗不是德國人,而是黑人或拉丁裔,就因為他相信弱勢的族群和文化應該得到特別的彰揚與保護;「說穿了,這就是全球公民意識,但,誰教的?怎麼學來的?」
《天下雜誌》特別摘錄演講內容,與讀者分享龍應台心中做為全球公民的重要元素:
※ 本文取自:http://www.lcenter.com.tw/hope/teachdetail.asp?no=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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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代表甚麼?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甚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甚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甚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甚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沉,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甚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裡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甚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甚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甚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甚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甚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甚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甚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甚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甚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甚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 本文源自:http://tw.epochtimes.com/bt/6/1/26/n1203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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